主讲人：吴绪亮（腾讯研究院首席经济学顾问）

1.中国数字经济的四个阶段

（1）1994-2001年：web 1.0阶段。中国开始和世界连接始于1994年，中国邮电部与美国商务部签订中美关于国际互联网的协议，并通过美国Sprint公司开通两条64K专线将中国与世界连在一起。因此，1994年也被称为中国互联网的元年。但是互联网真正开始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会更晚一些。这个阶段主要的互联网公司是新浪、搜狐和网易，现在的BAT在那个时候都还只是刚刚萌芽，腾讯于1998年底成立，1999年阿里巴巴成立，2000年百度成立，规模还很小。

（2）2001-2007年：web 2.0阶段。2000年3月10日，NASDAQ指数到达5048点的顶峰后开始暴跌，这就是所谓的互联网泡沫破灭。在这段时间，很多中国互联网企业开始面临生死危机。那时候我大学毕业在深圳找工作，一听到互联网公司，有些人甚至都会认为是像传销一样的骗子公司。这个阶段还有一个特点是博客和UGC（用户产生内容）模式的兴起。BAT此时在与互联网跨国公司的激烈搏斗中成长，包括百度和谷歌、QQ和MSN、淘宝和eBay等等。

在这个阶段，移动互联网开始萌芽，功能机比如黑莓手机出现。中国移动的“移动梦网（Monternet）”计划与互联网公司合作，通过互联网公司提供内容，让移动用户以短信息形式订阅互联网公司的内容服务来盈利，从而使得互联网公司的巨大流量终于有了一个变现的渠道。虽然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变现渠道，但对于困境之中的互联网企业无异于荒漠甘泉。有人甚至说，没有移动梦网，也就没有现在中国互联网的市场格局。

（3）2007-2016年：移动互联网阶段。在上一个阶段BAT的激烈竞争告一段落之后，很多行业观察者认为中国互联网市场结构已经固化，不太可能有新的商业机会的时候。殊不知，一个巨大的商业变革浪潮已经悄然来临。2007年6月，苹果推出iPhone手机，同年11月谷歌推出Android，开启了移动互联网的新时代。TMD（头条、美团、滴滴）等巨无霸企业迅速崛起，O2O和共享经济、移动支付等等新模式推动新一轮的行业创业浪潮，同时微信这样的国民级应用也在这一阶段诞生。

此外，腾讯在这个阶段开始进行战略反思，专注于自己最擅长的领域，不擅长的领域就搭建平台和合作伙伴一起做，百度与阿里也都纷纷跟进走向开放之路，从而深刻影响了中国互联网的格局。

（4）2016年至今：智能经济和万物互联阶段。2016年开始，中国移动智能终端规模达到10亿台，增速放缓，人口红利正在逐步消失。同时，随着移动端数据越来越丰富，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越来越多样化，从而开始成为行业热门。此外，随着线上获客成本越来越高，以及云计算、产业互联网的理念推广，线上线下融合的新模式开始发展起来，特别是智慧零售走在这一潮流的最前沿。

在这一阶段，从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的重心转移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可以预计，未来产业互联网的市场体量一定会达到消费互联网的十倍乃至百倍之多。目前中国的云计算和产业互联网发展还略慢于美国，比如SAAS领域目前中国的市场规模不到其四分之一。此外，2019年6月6日，中国政府开始发放5G商用牌照，标志着全球5G商用元年的到来，这一切都预示着中国互联网市场新的发展机遇期正在来临。

这就是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节点。大家经常引用莎士比亚的名言，“一切过往，皆为序章”。但我更相信，回溯历史可以更好地预测未来行业变化的机遇。互联网的未来恐怕是最难以预测的一个行业，但也并非完全没有规律可循。我们现在行业里流行的那些互联网思维、理论或方法论，比如平台为王、网络效应、得流量者得天下、免费第一、数据思维、极致思维、爆品思维、长尾经济、粉丝经济等等，到底是真规律还是伪命题，可以通过回溯历史的方法来进行检验。大家可以设想，如果把自己置身于1994年以来的任何一个时间节点上，我们能够运用这些方法论去大体正确地预测到行业或某个垂直领域、某个明星产品下一步的发展趋势吗？

比如，如果数据真像很多业界人士说的那么容易形成市场优势，那么新浪、搜狐在历史上拥有绝对的数据优势，为何没能赢者通吃，反而在市场竞争中一点点被对手给超越了呢？美团、头条和滴滴在数据为零的情况下又是如何在BAT的架构中异军突起的呢？因此，在判断一个底层逻辑是否真的好用，不妨把历史案例当做一个实证的试金石。

2.产业互联网

我们目前所处的这个时间点是ABC(AI 、Big data 、Cloud)的时代。2017年,马化腾先生在演讲中指出，未来企业的基本形态就是在云端用人工智能处理大数据，这是一个大方向。现在三年过去了，他所描述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可以看到，新冠肺炎疫情之下，越是用云用得好的企业，生产弹性或者说“韧性”就越大，对外部冲击的应对能力也更强。

2016年以来，业内关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的讨论非常热烈，我印象中每周都有关于大数据的研讨会。其实大数据很早就有了，只是那时候不叫大数据，而是叫做海量数据。人工智能技术讨论最早出现在1956年的达特茅斯会议，之后经历过多次发展。应该说，2016年以来的人工智能热潮并非源于技术上的重大突破，而是大数据，特别是移动端数据的累积使得人工智能有了更多有价值的应用场景。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算法推荐与决策优化等等都是目前人工智能重要的应用领域。

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云计算一起将数字经济发展的重点从消费互联网推到了产业互联网这个新阶段。2018年9月30日，腾讯宣布做出重大战略调整：立足消费互联网，拥抱产业互联网。之前腾讯更多地是服务像我们在座诸位这样的C端个人用户，今后会进一步做好对机构端的服务，如B端企业和G端政府部门等，为他们提供企业级的服务，这个市场规模将是非常巨大的。

产业互联网总的来说有三大领域：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目前互联网科技公司在服务业和政务方面的数字化转型支持是做得最多的，包括零售、文旅、金融、医疗、教育等等都取得了很多标志性的成果。零售是互联网企业关注最多的领域，腾讯和阿里都投资了不少线下的零售企业，比如永辉超市，并帮助他们进行数字化转型；文旅有“一部手机游云南”这样的标志性案例；医疗领域的“腾讯觅影”用人工智能技术来帮助医生看医疗影像，在武汉协和等医院抗疫中起到重要作用；教育领域有腾讯课堂，帮助学校在疫情期间做到“停课不停学”等等。

工业领域是产业互联网的主战场，未来的市场规模也会非常大。工业领域在之前就已经有相当程度的信息化的基础，但是我认为，有时候这些信息化架构可能反而会成为这个领域进一步向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转型的包袱。相对而言，农业领域目前还是一张白纸，一旦达到一个市场应用的临界点，反而有可能出现爆发式的增长。目前腾讯正在和广东粤旺农业集团、新希望集团等农业企业开展战略合作，携手打造智慧农业平台和数字城乡生态圈。

3.新冠疫情对数字经济的影响

新冠疫情按下了产业互联网的快捷键。2月24号，程华老师在腾讯研究院和人大经济学院合办的“疫情下的数字经济”研讨会中，对这次疫情防控中互联网这么受关注的原因做了很好的阐述，我非常赞同她的判断。疫情防控的时效性和全员动员的要求与数字经济的内在特质有很强的契合性，包括自下而上的包容性、平台多边生态性、响应敏捷性等等，因此数字经济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另一个问题，突发的疫情属于一次性冲击，经济学理论认为一次性短暂冲击一般不会对经济增长趋势产生影响。但是对于具体的商业形态，则有可能产生根本性影响。那么疫情过后，此次火起来的若干新业态，有哪些能够存活下来？

我的基本想法是，我们对于商业模式的判断，一定要回到最基本的成本与收益分析。一个商业模式或者新业态最终能否存活，归根到底还是要看影响这种模式的成本与收益。这次疫情会多方面地影响成本和收益，比如用户的教育成本。个人用户的教育成本相对较低，往往可以采用红包、小礼品等补贴手段对冲掉，而企业用户的教育成本则高得多。

比如我们去跟学校、医院这样并非完全市场化的机构主体谈数字化转型、推广数字化服务产品，这个推广难度是非常大的。但这次疫情迫使很多企业级用户主动去进行数字化转型，极大的降低了用户教育成本。用户一旦习惯于使用这些数字化产品和服务，那么这个用户教育成本就永久性地消除了，因为你学会使用的东西是不会轻易又忘记的。但是有的成本和需求只是在疫情期间被暂时地改变了，疫情结束之后还会回到原形。所以，判断疫情期间成长起来的新业态以后是否能存活，归根到底还是要看各个成本和收益结构是否为永久性的改变，以及改变的相对规模大小。

总结起来，这就是整个中国数字经济从1994年到当前的2020年3月的发展历程。2020年下半年数字经济会怎么样？未来三五年新的发展方向是什么？这些预测都非常困难，一方面是市场、产品和需求的快速变动带来的预测困难，另一方面是商业新模式可能会随着新技术和新硬件的更迭而产生颠覆性变化。比如说5G大规模商用之后，肯定会产生一大批新的业态，但具体是什么现在还很难去想象。我们很幸运地处在一个能够看到很多不确定性的时代，而且大多都是“好”的不确定性。但是无论如何，回溯短短的二十多年数字经济发展的历史，反思数字经济活动底层的商业逻辑，对于我们预测未来的行业走向还是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数字经济未来新业态到底会如何演进，关键就是要看其底层的商业逻辑。《信息规则:网络经济的策略指导》作者Carl Shapiro和Hal Varian说过这样一段话，大概意思是每天都有人说信息经济领域的商业模式导致一些经济学的基本规则不适用了，但我们研究后发现，凡是这样说的人都是基本的经济学理论没有学好。我很认同这个观点，信息经济的发展确实改变了一些我们看到的经济现象，但是底层最基本的经济逻辑并没有改变。当然，这取决于我们说的“最基本”的经济逻辑到底基本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先来看互联网有哪些经济逻辑。

1.网络效应

网络效应是业内经常提到的一个概念，指产品对于每个用户的价值与用户总数量高度相关，并且随着用户数量增长到倾覆点之后，就会出现一个产品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形。很多人没有真正理解这个问题，一方面认为许多产品具有很强的网络效应，一方面又看到互联网行业里很多具有网络效应的产品又被其他产品替代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从经济学基本模型来看，通过网络效应去实现绝对优势是需要符合一系列基本假定条件的，其中任何一个条件不具备，这个结论可能就无法成立。

比如，首先一个假定条件就是产品同质化，也就是不管是产品的物理特征，还是产品所处的时间和空间位置，都必须是一模一样的。哪怕同样产品处于不同的空间位置，比如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或者一个黑色一个白色，那么就不是产品同质化，而是产品差异化。

又如，社交产品一般会被认为是具有非常明显的网络效应。我们知道，2011年以前，中国市场上最具有网络效应的社交产品就是QQ,拥有数亿的忠实用户。可是，其一，为什么那时候还有QQ之外的其他社交产品存在呢？其二，为什么2011年之后微信可以很迅速地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主要应用？其三，为什么微信这么流行的情形下，还有其他不同功能产品的存在呢？这里面最核心的一点，就是产品差异化的存在使得网络效应的作用大打折扣。实际上，在数字经济领域，由于用户转换成本很低，甚至很多时候用户直接就是多归属性质，即可以很低成本地同时使用多款类似产品，甚至可以简化到同时关注多个同类的公众号或小程序，那么，此时一个细微的产品差异化，就可能导致所谓网络效应的神话灰飞烟灭。这就是为什么互联网公司哪怕在市场中已经保持了领先地位，依然时刻如履薄冰、时刻需要警醒、时刻不忘创新的重要原因之一。

刚才我们讨论的都还只是需求侧的差异化，除此之外还有供给侧的差异化，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一家企业具有什么样的“基因”。供给侧的差异化决定了一个大规模的企业在面临新市场、新机遇时是否有能力去占领这个市场。除了需求侧和供给侧差异化之外，还有用户同质还是异质、需求线性还是非线性、单市场还是多市场、价格决策还是质量决策、一次性博弈还是重复博弈等等很多假定条件。只有在一个完整的图景下，综合考虑各种力量的均衡效果，才能真正理解网络效应在每一个商业场景中所起的真正作用，从而对推动商业变化的底层逻辑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2. 平台经济

另一个经常说到的是平台经济，以及它所依赖的双边或者多边市场理论。双边市场并不是新事物，甚至可以说，从人类出现经济活动以来一直都存在双边市场。比如最古老的集市，管理者对卖商品的小贩收费，但是对来买东西的人免费，从而产生交叉补贴。双边市场在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依然是交叉补贴。

一般来说，互联网企业的盈利模式除了像传统企业一样卖一件东西赚一笔差价，还有两个特殊盈利模式：双边市场和增值服务。双边市场就是一边免费，另外一边收费，最经典的就是用户免费，对广告商收费，比如谷歌、脸书、百度等公司的广告收入都占到营收的八成以上。增值服务就是基础功能免费，增强功能收费，经常表现为打包售卖的会员费形式。

据此，有些行业观察者就得出所谓的“互联网铁律”，即认为免费第一，互联网靠收费的模式一定走不远，或者因为“不性感”而做不大。这就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是不可取的。实际上，从1994年到现在，没有哪一家成功的互联网企业是没有盈利模式或者商业模式，仅仅靠免费一路走下来的。双边市场和增值服务不是互联网盈利模式的全部，也有很多互联网公司就是通过传统企业那样的简单的一笔笔赚差价的方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此，不管是什么模式，能持续产生收益、持续形成核心竞争力的就是好模式，千万不可不明就里地拘泥于一个所谓的“铁律”。真正的“铁律”，必须有一个明晰的“铁理”。

做生意一定要收益大于成本，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基本商业逻辑。就一个创业企业来说，对于未来的盈利模式可能存在不确定性，因此眼下先聚焦于做好产品，累积一定的用户量，而暂时不去考虑盈利模式。这是不确定性情形下的无奈之举，类似于先蒙眼狂奔一段，但不可永远地“两耳不闻窗外事”，终究还是要回答“油米柴盐酱醋茶”问题，要寻找到盈利模式。

当然，现在创业环境已经大大改善，风投市场更为发达，在线支付更加便捷，物流体系日益健全，一味埋头于做产品和累积用户就可以成功的概率大了很多。但是回溯历史，在二十年前的那个草莽时期，拥有好产品和海量用户却最终因资金链断裂而失败的创业案例数不胜数，只是他们的扼腕叹息被极少数行业幸运儿的荣耀繁华所淹没了而已。

此外，平台的概念现在被用得特别的泛滥，似乎互联网公司不说自己是平台，就会显得落伍了。那么，到底什么才算是平台？共享单车、网约车、电商……这些都算互联网平台吗？我认为，关于平台经济有两个基本的问题要厘清。其一，平台经济要具备双边或多边市场这个核心特征，也就是两个或两个以上有明显差异的市场主体进行互动才算平台。如果一个平台上只有一个主体的话，那么这就是一家传统的企业而非平台。其二，不宜以平台论英雄，不是平台照样可以成为超级英雄，关键还得看什么样的商业场景匹配什么样的商业模式。

用这个标准来看，共享单车如果只是自己采购一批单车通过网络方式租给用户使用，那么它和传统的单车租赁没有任何的区别，并非是平台。网约车如果是自己买了很多的车、养了很多司机，通过网络方式来提供服务，那它也不是平台。如果它连接千家万户的司机和千家万户的叫车者，这才是平台。简单地说，平台是多对多，而不是一对多。类似的还有电商，如果一家电商企业自己去进货然后网上销售，那它只是一家线上的百货商店，也不是平台。如果它同时连接了千家万户的卖家和买家，那就是平台。

是否是平台本身并不影响一家企业的成功与否。以京东为例，一开始京东只做自营，后面根据情况变化又适时引入第三方卖家转变成平台。自营与平台的孰优孰劣取决于不同的商业场景，自营意味着更好的把控和更高的效率，平台更有集思广益的优势，只有根据不断变化的内外部条件去寻找到最优均衡点的资源组织方式才是最优的商业模式。

3.跨界竞争与行业颠覆

业界流行“流量为王”这个概念，似乎暗示着互联网公司只要有了流量，就什么业务都能去做，什么领域都能去跨，什么行业都可以去颠覆，从而成为“无边界企业”。这个说法似是而非，隐约有一点道理，但一旦上升到教条主义，不去思考底层的真正逻辑，也很容易产生误导。

为什么很多互联网企业的跨界看起来那么容易？实际上这样的跨界和传统经济领域所说的多元化经营战略本质上是一样的。如同多元化经营战略一样，互联网跨界能否成功取决于“范围经济”的贡献有多大。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企业在进行跨界竞争的时候，它的关键生产要素是可以共用的，那么你就可以在成本上占据优势。

这里关键的一点是这个生产要素是否“关键”，也就是说这个生产要素在你的成本里是否占据主导地位，它的节约能否给你带来压倒性的竞争优势。可以说，所有跨界成功的互联网产品底层，都有关键要素的共享复用所带来的范围经济，比如流量、算法及其所依赖的工程师人才、计算能力、数据等等。但是很显然，无论从理论上推导，还是从过往案例中总结，都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这种范围经济的作用是有限度的，因此跨界竞争毫无疑问是有边界的。

4.产业互联网的商业逻辑

发展产业互联网，美团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美团的业务天然地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服务个人用户，属于消费互联网；另一方面它可以对餐馆进行数字化改造，比如到店服务、厨房革命、食材集中采购配送等。美团之前更侧重于服务用户端，做消费者的信息匹配，但最近越来越重视对外卖行业供给端的数字化改造，实际上这就是餐饮行业的产业互联网。王兴在2018年11月参加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时候，就作出这样的判断：“需求侧数字化基本完成，供给侧数字化刚刚开始”。

实际上在2018年下半年，各大互联网公司如腾讯、阿里、百度、美团等都开始重点推动产业互联网，腾讯甚至为此进行了公司战略和架构调整，“立足消费互联网，拥抱产业互联网”，并专门成立统筹产业互联网业务的云与智慧产业事业群。

行业重心从消费互联网转移到产业互联网，这个临界点为什么会出现在2018年下半年？有两个最重要的原因：一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减，To C 业务进入瓶颈期；二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数据、算法、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的累积，让现在的互联网行业有了更强大的服务企业级用户的能力。

互联网通过连接形成了两大方面的技术能力：一种是连接本身的能力，我们称之为“连接技术”，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通过连接实现信息提供和匹配；另一种则是在连接所产生的数据信息基础上进一步衍生出来的各种新的通用技术，目前阶段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为其典型代表，因此可以暂时叫它“ABC技术”，将来或许也可以叫它“智能技术”或“数智技术”。消费互联网更多地依靠“连接技术”，而产业互联网将更多依靠“ABC技术”。

To C到To B的转变以及C2B打通是行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但是这个趋势在不同的行业领域到底以什么样的速度去演进，还取决于技术能力迭代和资源要素禀赋相对价格的变动，但毫无疑问，产业互联网的春风已经在我们的脸庞拂动。

5.数字经济对基本经济学原理的挑战

刚才我讲到，数字经济并没有改变最基本的经济逻辑，但这取决于我们说的“最基本”的经济逻辑到底基本到什么程度。我认为，奠定经济学大厦基础的一些硬核理念，比如供给与需求分析框架、边际分析、成本收益权衡（trade-off）、最优均衡、社会总福利最大化目标等等，并没有因为数字经济的到来而改变，甚至可以说永远不会被改变，改变的只是一些具体的应用场景和领域。就像平新乔教授在给《信息规则》写书评的时候说的那样，“面对‘新经济’的叩见，现代经济学界如同一位在深山已经预先修炼了几十年的方丈，笑呵呵地道来：客官请坐，我等你已达50年了。”

但是，除了上述最硬核的经济学基本理念之外，不管是从研究对象、研究内容，还是研究方法来看，数字经济对经济学研究的冲击都是非常大的，甚至我之前在一篇文章中用了“现代经济学的数字化革命”这个词语来描述。比如，如果将来的定价、销量、生产乃至整个市场交易的设计都由算法控制，那么算法是否能够实现自我迭代、自我演化而不完全遵从人的意志？在这样的情况下，经济理性人假设是否仍然成立是一个未知数，至少博弈理论需要大幅度地改写了。

此外，随着实时动态大数据的增长，以及在此基础上穷尽变量之间的关联性来进行预测的机器学习方法的运用，会对现有的基于从样本到总体估计的统计推断方法和基于因果关系推测的经济计量方法均构成重大挑战，甚至现有经济计量软件也将难以胜任而被一一淘汰。如何运用python或更复杂的语言去编写机器学习程序，很可能会像现在的计量经济学一样成为将来经济学博士班的必修课程。

1.数字经济的战略价值

现在我们将视野拉到一个更宏大的维度，从两千多年的全球经济增长这个大背景下看数字经济与产业互联网的战略价值。

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人类经历了数千年的经济停滞，直至最近二百多年才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很显然，增长的动力并非是资源的突然增加，甚至也不是人口的突然增加。那么，是什么在推动经济突然之间快速增长呢？是蒸汽机技术大规模应用引发的工业革命！由此可见，科技是打开人类经济增长的钥匙。

面对突然而至的经济增长，一些经济学家很自然地开始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经济增长是否会有一个极限？1968年4月，来自美国、德国等10多个国家的30多名科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在罗马集会，讨论未来人类面临的困境问题，并成立了一个非正式的国际学术团体——罗马俱乐部。1972年，以丹尼斯·梅多斯（Dennis Meadows）为代表的一批俱乐部成员，发表了第一个研究报告，即轰动一时的《增长的极限》。他们认为，经济增长伴随着资源枯竭、人口膨胀等问题，人类社会迟早会迎来增长的极限。

这样的预测在当时曾一度引发社会上的恐慌。但是今天已经是2020年了，近五十年过去了，这个极限一直没有如约而至。为什么呢？原因还是在于技术！罗马俱乐部的学者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点，那就是同样的资源在不同的生产能力下可以生产出不同数量的产品，而事实证明，这个“不同”，或者用专业术语来说，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大到超过了那个时代所有人的想象力。发现这个事实的经济学家是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因此，全要素生产率也被叫做“索洛剩余”，他本人也因此于1987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给他的诺奖评语有这么一句话，大概意思是，根据索洛方程，国民经济最终会达到这样一种发展阶段：在那个阶段以后，经济增长将只取决于技术的进步。

那么，科技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经济机制来提升资源的生产能力的呢？从本质上来说，科技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拆解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技术效应”，在资源数量和配置方式给定的前提下，科技进步的纯粹“技术性能”可以使得这些生产资源实现更多的产出；第二类是“配置效应”，科技进步通过改变生产关系和优化资源配置方式，使得资源利用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很多人看得到往往是科技的“技术效应”，而实际上“配置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很多时候远远超过“技术效应”。

因此，能产生“技术效应”的技术固然重要，但能产生“配置效应”的技术往往才是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核心引擎。什么样的技术能产生更多的“配置效应”？往往是通用目的技术，最典型的就是十八世纪的蒸汽机技术，十九世纪的电力技术和二十世纪的信息技术。而我们所处的二十一世纪正迎来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技术和产业革命浪潮，正在推动经济社会整体的大规模变革、创新和经济持续增长。

七十年前，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我认为，原因就在于那些技术虽然有一定的“技术效应”，却没有发挥出明显的“配置效应”。我们现在提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国家数字竞争力，就是因为，谁能抓住数字技术这个机遇，谁就能在未来成为强大的企业、强大的产业、强大的国家。

2.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2018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基建也成为这一年以来的热门概念。我国的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契合了大工业化和全球制造业产业链梯度转移的时代背景。而新基建战略价值在于我们即将迎来新一轮的数字经济产业浪潮，能否抓住这一轮的红利将决定我们未来的全球竞争力。      

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到底是什么？相比传统的基础设施，比如铁路、公路、机场，新基建虽然也有腾讯贵安七星数据中心这样实体性的全国首个特高等级数据中心，但更多的是数字化的、看不见的，主要体现为代码、编程、专利等等。比如，2017年国务院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科技部为此遴选出腾讯医疗影像等代表性业务领域打造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我们在这个平台上搭建了很多开源开放的技术能力，开放给整个社会使用，这个就是典型的新基建。

发展新基建将会对未来的数字经济和产业互联网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新基建如何去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比如需求量估计，传统的基础设施可以根据当地GDP、人口的增长趋势来大致预测需求量，而数字经济的预测是非常难的，这就要求新基建的推进必须与数字经济的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很难通过政府规划去实现。考虑到新基建及运营其上的数字经济领域的独特商业逻辑，可能需要更加强调市场机制和民营经济的作用，这是新基建与传统基建非常大的一个不同之处。

在这样的状况下，国家该如何去推动新基建业务的发展？投资是一方面的支持，更重要的可能还是政策。互联网科技行业特别需要政策上的支持，新业态很多时候会面临旧的监管措施，这会严重影响这个行业的发展。给予科技行业以及行业内的民营企业、市场主体更多政策上的支持和激励去搭建新基建，可能是国家发展新基建最值得去做的事情。

1.中国做对了什么？

从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格局来看，目前中国互联网行业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都走到了世界前列，我们几乎没有其他的行业能在全球达到这样的规模、地位。全球目前领先的互联网科技公司，除了美国之外，主要就是中国公司，整个欧洲几乎没有太大的互联网公司，印度、东南亚、日韩等区域有一些本土的互联网公司，但是规模还是有限。

北京大学周其仁教授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邓小平做对了什么？”那么，我在这里也想问一个类似的问题，中国做对了什么才能让数字经济发展到这样全球领先的地步？

一个膝跳反应式的回答可能是，中国市场需求庞大，拥有最多的人口和强劲的消费能力。但是，如果是这个因素，其他行业为什么不能发展到这个地步呢，比如汽车领域几十年的“以市场换技术”，马路上跑的依然还是合资品牌居多；服装领域将代工能力发展到了极致，最有溢价能力的依然是海外服饰品牌。此外，同样拥有海量人口的印度互联网行业为什么没有发展到今天中国这样的体量?

中国互联网为什么能够取得现在这个成绩，其实这个问题可以分解成两个子问题：其一，为什么是互联网行业而非其他行业能发展这么快？互联网行业本身的平台经济、网络效应、资源重新配置等行业特性是其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服装、汽车等行业很难在一二十年内发展得这么快、发展到这个程度。其二，为什么是中国而非其他国家能抓住这个机遇？也就是说，中国做对了什么？

当然，回答这样一个宏大问题是非常困难的。我现在只是去尝试将尽可能多地因素进行一个归纳，但要更深入地分析每种因素在其中的实际贡献程度，肯定还需要更多复杂的研究，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选题，值得在座的各位关注。

促成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到现有状态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全球几乎同时起步的机遇、本土化竞争优势、良好的信息化与基础设施、统一大市场与区域失衡带来的商品流通需求、移动梦网、在线支付、包容的制度环境等等。这里面既有客观的条件，也有主观的努力，既有一定的必然性，但也体现出非常多的偶然性。

比如，之前我们讲到，在互联网发展的第二和第三阶段，中国几家大的本土互联网企业都面临来自海外互联网公司的挑战和激烈竞争，比如QQ与MSN、淘宝与eBay、百度与谷歌、滴滴与优步。在这些竞争中，全部都是中国本土的互联网企业胜出，虽然胜出的原因各不相同。本土化竞争优势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如果有任何一家落败，那么，中国的数字经济市场就将重新改写，这一系列的偶然事件加在一起，成就了中国互联网行业现今的格局。

又如，良好的信息化与基础设施。我们现在讲新基建，实际上新基建不是现在才开始的，互联网的诞生本身就离不开光缆等电信基础设施。中国1993年开始的“金”字工程，从3金到12金再到16金，实际上就是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信息化改造，这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我记得在数字经济发展的早期，第一和第二阶段的时候，智能手机还没有普及，一开始甚至家庭电脑都还少见，但至少很多单位都有电脑、能上网了，这为数字产品的使用与普及提供了基本的条件。这一点在印度以及很多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是没有的，这是中国数字经济早期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再如，2000年底中国移动推出“移动梦网”业务的时候，主事者恐怕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无心插柳的举动，挽救了整个中国互联网行业。就像我前面讲的那样，2000年3月纳斯达克指数达到顶峰之后急剧下跌，全球互联网公司都笼罩在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的寒冬里，网易、腾讯、盛大等等互联网公司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由于支付障碍，互联网公司流量无法变现，而“移动梦网”以短信资费分成方式，打开了互联网增值服务的大门，为当时的互联网行业贡献了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上面提到的促成中国互联网走到今天这个状态的诸多因素，如果有任何一个环节没有实现，中国的互联网行业可能都与现在的状态有非常大的差异。虽然很多时候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是能连续做对这么多真的很不容易。那么我们不禁要问，站在现在这个行业迈向产业互联网发展的新阶段，下一步我们怎么才能继续做对？

2.下一步我们怎么才能继续做对？

在深入反思之前我们做对了什么的基础上，去思考下一步我们怎么才能继续做对，虽然很有挑战性，但还是有一些大致的轮廓可以勾勒。

首先，需要高度重视数字类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中央关于新基建的政策非常及时，很有战略性，可以为我们在产业互联网阶段能否继续保持领先地位构筑坚实的底层能力。当然，这里面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去打造新基建，如何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民营经济的作用还需要进一步形成共识，政府与市场如何实现有机平衡将考验我们的政策能力。

其次，需要深刻理解数字经济独特的商业逻辑。中国移动曾经的掌门人王建宙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如今的移动支付、微信等，中国移动十年前就想做了，但由于机制等问题最终搁浅了。这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互联网行业的发展离不开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可以分解为三个要点：机会识别者、资源组织者、风险偏好者。虽然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在前两个要点上未必不能胜任，但是机制决定了他一定不可能成为风险偏好者。目前中国领先的互联网公司，没有哪一家不是经历过九死一生才能在市场上存活下来，没有谁在一开始就看准了盈利模式而顺顺利利走到底，没有哪个创始人不是风险偏好者。因此，只有深刻地理解商业逻辑，才能更好地发展数字经济。

再次，充分竞争是互联网行业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的互联网行业不是在政府保护下成长起来的，而是从激烈的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公平的竞争环境，特别是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对于未来的数字经济发展至关重要。2016年国务院推动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以规范政府有关行为，防止出台排除、限制竞争的政策措施，逐步清理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规定和做法。根据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各个行业主管部门在出台一个政策或制度的时候，必须要分析其对市场竞争的影响，应重点关注该政策或制度有没有与《反垄断法》的理念相冲突，特别是有没有公平对待所有市场主体。目前有些行业主管部门已经出现了既要当裁判员又想做运动员下场踢球的冲动苗头，这对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非常不利。

最后，监管的包容审慎与演化博弈。正如李克强总理在2017年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的那样，“几年前微信刚出现的时候，相关方面不赞成的声音也很大，但我们还是顶住了这种声音，决定先‘看一看’再规范。如果仍沿用老办法去管制，就可能没有今天的微信了！”虽然已经发展了二十多年，但中国数字经济依然还是新事物，还在与传统经济不断地融合创新，必然还会产生很多的问题。一方面，监管政策需要包容审慎，要有演化博弈的理念，要有弹性和动态性，要给予市场更多的空间和时间实现自我调节。但是另一方面，互联网发展到了现在这个程度，其对经济社会影响之深之广已无法忽视，因此，包容审慎并不代表着放任不管。治理和规范互联网要注意深刻理解行业发展的特性，要在全球数字竞争的大格局下来看待问题，如何灵活把握好监管与发展的平衡必将是一个值得长期探讨的重要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