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强化政策协同保障“新基建”高质量发展

|学术观点 作者:吴绪亮 2020-03-16

作者 | 王   磊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格研究所副研究员

           吴绪亮 腾讯研究院首席经济学顾问

 

近来,“新基建”在产业界和资本市场的关注度陡然升温,被视为对冲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构筑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之基、支撑经济体系现代化的关键领域。国家加快“新基建”推进步伐,有其现实需要和战略逻辑,但有效推进“新基建”高质量发展,需要统筹解决好战略如何有效统筹、资金如何有效配置、风险如何有效防范等重大政策议题。

 

加快推进“新基建”正当其时

 

“新基建”是相对于以“铁公基”为代表的传统基础设施而言的,主要指以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究其来源,“新基建”一词首次出现于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中,其中提到“我国发展现阶段投资需求潜力仍然巨大,要发挥投资关键作用,加大制造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2020年以来,为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党中央、国务院至少四次提到要加快“新基建”部署步伐,深入领会中央所提“新基建”的背景和内容可以看到,5G、工业互联网、数据中心、物联网、产业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基础设施不断被提及,由此可见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才是“新基建”的重点领域所在。

从国家部署“新基建”的会议语境看,主要方向包括:要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推进智能、绿色制造;要统筹传统和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打造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要扩大有效需求,发挥好有效投资关键作用,加快项目开工建设进度;要把在疫情防控中催生的新型消费、升级消费培育壮大起来,使实物消费和服务消费得到回补。显然,语境的丰富性再次凸显出加快“新基建”建设进度在当前形势下的紧迫性,也蕴含了增强科技创新、促进产业转型,稳定经济增长的战略要求。尤其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下,以光纤宽带、4G/5G、数据中心、云计算等基础设施为支撑的互联网医疗、教育直播、在线办公、公共服务等产业互联网新兴业态呈现爆发态势,这为推进“新基建”的意义和必要性增加了新的注脚。

 

加快推进“新基建”的现实需要和战略逻辑

 

一方面,加快推进“新基建”是稳投资稳增长,确保短期经济社会稳定健康运行的现实需要。经过多年持续投资和增长,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长足进步,但既有存量人均水平仍落后于发达国家,且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从此次疫情防控来看,在富有高科技含量的“新基建”领域,如数据中心、云计算、5G等等领域,社会需求旺盛,有必要加快补足短板。同时,考虑到传统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率持续下行,“新基建”可以充分利用其自身通用目的技术(GPT)特性,在扩大有效投资规模、促进经济增长产生的同时,还可以发挥外溢效应,统筹带动传统基础设施如交通、电力、水利、管网、市政等领域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提高其运行服务效率,以更好支撑国民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加快推进“新基建”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筑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举措。纵观历史,每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中,“新型”基础设施(如蒸汽机、铁路、电力、电信、互联网等)都起到了夯实根基、助推发展的关键作用,对推动人类社会迭代演进和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变革产生深刻影响。近年来,美国、欧盟、日韩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高度重视对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产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和布局,力争抢占全球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潮头,谋求未来国际竞争优势地位。以“新基建”赋能传统基础设施,继而实现现代化改造,既是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举措,也是增强国家综合国力,提升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重要方略。

 

推进“新基建”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强化政策协同

 

推进“新基建”有效实施需解决如何落地、钱从哪里来、效能如何高效发挥等关键问题。

首先,必须要做好统筹规划,明确发展重点和优先顺序,提升系统整体性。推进“新基建”建设既要体现基础设施内在的整体协同性、系统网络性要求,还要面向国家现代化发展全局的长远性和战略性要求。一方面,推进“新基建”既要加强与传统基础设施之间的统筹协调,同时还要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彼此之间的相互照应,确保整个基础设施系统整体优化和协同融合,从而更好发挥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带动作用;另一方面,要充分考虑我国仍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情,推进“新基建”应明确发展重点和优先顺序,既要坚持集约高效、经济适用的原则,不宜过度超前,杜绝形象工程,同时,也要遵循智能绿色、安全可靠发展要求。

其次,必须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主导相结合,畅通投融资渠道。3月4日,中央在研究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稳定经济社会运行重点工作时,提出“要注重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一方面,考虑到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都相对紧张,而且任何资金都有其影子成本,在推进“新基建”过程中,要优化财政投资方向和结构,更好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用,提高财政资金使用和配置效率;另一方面,进一步深化基础设施行业改革,完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法律政策框架,进一步加大市场准入放开力度,引导更多社会资本投资新型基础设施。

再次,必须强化“新基建”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加强风险防控。推进“新基建”项目必须贯彻全流程、全生命周期管理理念,对于涉及到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事前,既要做好“新基建”项目技术可行性、经济可行性分析,以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扩张为导向,加强成本收益评估,择优支持,确保投资风险和成本可控,投资综合收益最大化。事中,要管理好项目质量和实施进度,确保项目按照计划高质量完成。事后,要做好项目验收工作,确保经济适用,避免服务价高质次,损害用户福利。

最后,必须防范新基建项目“蜂拥而上”和重复建设,杜绝资源浪费。在项目落地实施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各地实际需求、自然地理条件、网络布局基础,以整体优化基础设施网络为标尺,防止各地不顾条件、一拥而上、单兵突进,出现烂尾项目,造成无效投资、产能过剩和社会资源浪费,加重社会负担。此外,推进“新基建”有其内在要求和明确边界,要高度警惕新瓶装旧酒、搭便车的行为,避免为部分市场机构和媒体所误导,产生政策偏差。

本文首发于人民邮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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