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11日，由腾讯研究院主办的第三届” 科技向善 ” 年度论坛在北京举办，本届论坛以「千里之行·Action Now」为主题，聚焦科技向善的行动路径，分享国内外先进案例和最新研究成果。
腾讯研究院院长司晓在会上发表了名为《寻找数字时代的安全带》的主题分享。
演讲中，司晓表示，我们今天讨论科技向善，不是要定义“善”，而是要推动“向”，是在数字社会进程中探索确保科技不脱轨的具体方法。因此科技向善不是自缚手脚，而是数字时代必须绑上的“安全带”。
以下为演讲全文：
各位贵宾、各位同事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科技向善论坛。
今年是我们论坛举办的第三年，感谢大家的不离不弃。今年的主题是千里之行，科技向善虽然已从我们两年多年前的播下的小小种子，到今天成为了腾讯官方的使命愿景，但只是千里之行的第一步，刚刚开了个头。
今天的分享，我想从一个小物件的历史开始。这个小物件就是汽车安全带。
112年前，世界上第一款量产 T 型车在福特生产线下线，大家看，就是图片上的这款车型。有人说它是美国工业化规模化生产的开端，规模化标准化带来的良好的品控，低廉的价格，让美国率先进入汽车时代。
但是，一直到T型车上路后快半个世纪，直到 1959 年，第一条三点式安全带才安装在量产汽车上，这条安全带诞生在沃尔沃，沃尔沃创始人古斯塔夫·拉尔森始终觉得安全才是汽车最重要的竞争力之一。然后，又过了十多年，安全带才成为行业共识，才成为了汽车的标配。
从没有安全带到安全带成为标配经历了 50 年，可以简单归纳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只有少数人认为这是必要的。第二阶段，是行业内开始意识到这是必要的，安全带成为各国汽车管理的强制标准。第三阶段，是大众开始认同，人们在追求汽车出行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强烈的对安全的诉求，安全也真正成为了汽车的主要竞争力之一。汽车厂商在安全这个方向上又发明了安全气囊、ABS、行人碰撞保护装置、甚至未来的万物互联、自动驾驶等方式来更好地实现这一诉求。在这个方向上走的快人一步的企业总是拥有竞争优势。
我们团队在讨论这个案例的时候也有过一些争论。用安全带来比喻科技向善是否合适？反对的声音说，安全是一个确定的不容置疑的标准，加上再多都不会错，是产品竞争力，但科技向善是吗？善能够被定义吗？科技向善会不会确定了一个过高的标准，成为公司商业能力的束缚。刚才吴晓波老师也谈到了“善”是无法被界定的，我们也从来不认为我们有能力界定。最后我们觉得这个类比合适，是因为我们不是要定义“善”，而是要推动“向”，是在数字社会进程中探索确保科技不脱轨的具体方法。因此科技向善不是自缚手脚，而是数字时代飞驰必须绑上的“安全带”。
深圳机场在安检时会区分是否是“常旅客”，如果你一年出行30次以上，当你刷身份证过第一道闸机的就会提醒你可以走快速通道，那个安检会非常快捷。但是，北京地铁想应用类似的“白名单”和分类安检时，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反对者质疑公共交通部门有无收集、使用公民个人信息、并依据这些信息将公民进行分类的法定权力。以及公民有否权利知晓自己被分在哪一类，有否权利表达和挑战所分的类别。这些理由放在机场安检的场景里貌似都成立，我不知两者的区别是什么。
同样，人脸识别也存在巨大的争议。大家都知道，去年有一张非常火的图，当人脸识别系统被装到教室里，老师和家长能看到每一个学生开了多少次小差，说了多少次小话，打了多少次盹，记录得非常清晰。有的家长认为很好，解决了我的焦虑，我现在批评小孩能够有的放矢了，之前我只知道他学习不好，不知道为什么学习不好；有的家长就说，这简直就是把小孩放到一个笼子里让一堆人围观，孩子会有心理阴影，因为这一点我就必须让孩子转学。
VIPKIDS的创始人Cindy给我讲过另一个例子，他们想把人工智能用在远程的教学中，帮助没有办法和外教进行充分交流的七八岁的孩子们，通过对他们的表情来识别，来判断孩子们是否听懂了这个问题。同样是在教育场景中，对于学生动作的捕捉甚至是后者是看起来更过分地对表情的捕捉，反而看起来大家更容易接受点。关于人工智能技术使用的善恶看起来很难有统一的认知。
安全带是人类运用科技的一个缩影，从对出行效率的单方面追求，到全社会安全意识的建立，需要一个漫长过程，在汽车行业经历五十年。在信息革命狂飙突进的时代，人们对科技的认识和反思，要比汽车时代快得多。iPhone4 是 2010 年上市，2018年苹果上线了屏幕时间功能，提醒你不过度使用手机，这中间只隔了 8 年。手机厂商开始关注到我的产品除了内容好、内容健康之外，也要给用户一个自我管理的机制，给时间管理一个限制。这个转变比汽车时代要快多了。
在过去的两年中，我们意识到，科技向善可能是我们为未来数字社会找到的第一条安全带。这条安全带运作的原理包括三个层面：
腾讯科技向善的官宣和对员工，尤其是产品和开发人员的传递和传导就是从价值观层面形成共识，我非常高兴的越来越多的同事在朋友圈里分享自己的产品和功能设计带来的“善”；前面我们去微软做过调研，罗总分享的放在法务系统的伦理委员会则是一个系统化的内部机制，是企业的合规部门在法律之外，总结了一套自己的伦理标准，从他们理解的“善”对产品新增的一道把关和监督；Tony分享的产品力以及对优秀案例的研究、传播和激励，则是通过产品的功能和设计从初始阶段，就对科技和产品注入人文关怀。上面三层从宏观、中观、微观构成了一个科技向善落地的体系，让我们大致看到了千里之行的方向和走法。
过去一年，我们还从不同角度更深入的进行了“科技向善”的探索。我们访谈了曼纽尔·卡斯特、周以真、玛格丽特·葵休斯、吴晓波、陈春花、邵一波等大咖，从他们那里获得了很多对于科技向善的真知灼见，我们发现科技向善不仅仅是科技伦理，更是一种产品理念、管理思维，甚至是有可能成为一种全新的商业竞争力。
这些观点都非常新颖、有意思。著名投资人邵亦波说，在硅谷，如果一家公司的使命是为了人类福利，倡导 tech for good，那么他就特别容易找到有使命感的第一流员工，否则，这些员工就会流失。斯坦福大学和平创新实验室主任玛格丽特说，现在隐私成了一种奢侈品，那些真正保护用户隐私的产品会拥有巨大的竞争优势。这跟社会学泰斗卡斯特的观点有相通之处，他觉得应该给这些好公司好产品授予“向善”的标签，让消费者容易识别他们，从而获得更多的竞争优势。
对话之外，我们也研究了数十个海内外的技术产品案例。科技向善是一种产品力，产品是技术落地的形态，研究技术向善的路径，就是在摸清产品怎样的设计能够给用户带来真正的价值。
这些研究涉及的领域包括：产品时间管理，就像刚刚Tony讲的棋牌健康系统，其实是帮助用户玩得开心更玩得健康。内容生态治理，包括微信的反洗稿、腾讯新闻的辟谣，都是运用科技和社会化众包等方式净化内容生态的有益尝试。此外，技术也给教育领域带来了巨大变化，有监狱教育、编程教育等一系列案例。环保也是当今的重要社会议题，美团等产品的一些默认设置的变化就可以带来非常可喜的数据反馈，实现了功能与环保意识的提升有机结合。
我们希望通过案例研究能够摸索到一些特征和规律，变成可供借鉴的经验。未来我们非常希望看到商学院的案例教学中有“科技向善”专门类目。希望各位同行各位研究者能和我们一起挖掘更多的案例和经验，找到科技向善行动路径和方法，让更多的产品可以从中得到启发，一步步行动起来。
我们把过去一年的这些对话和案例结集出版成《千里之行·科技向善白皮书2020》。未来，我们希望能够借助这个平台促成更多对话和行动，让科技向善成为一款又一款看得见、摸得着的产品和服务，真正造福用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