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对中国经济社会情况了解极深的学者，威廉姆·科瓦契奇在与腾讯研究院的对谈中，以全球化视野，从技术发展与公共政策的角度，分享了他对「科技向善」的深刻见解。以下是访谈内容精选：  

腾讯研究院： 如何评价近20年来互联网产品和服务带来的改变？您认为，最大的成就与最大的问题何在？   

威廉姆•科瓦契奇： 总体而言，互联网为社会带来了大量福祉。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成就是，互联网鼓励越来越多的人去充分发挥自身潜能，实现健康的自我成长——比如说，互联网提供了新的工作方式，能够满足不同人的需求；提供了海量的知识接触渠道，使人们能在更大范围内参与学习；形成了新的人际交往方式，展现全世界不同人群的共有特质。最大的问题是互联网也为不端与仇恨行为提供了更便利的工具。同时，互联网显著降低了欺诈行为的发生成本，并增大了任何一个国家搜查和处罚不法行为的难度。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人们可能会因为风险问题而避免在互联网上交易。  

腾讯研究院： 互联网、人工智能这一波技术革命，与工业革命对经济社会的改变，对人们的挑战，是否相同？有哪些可以借鉴的经验，有哪些需要警惕的？   

威廉姆•科瓦契奇： 得益于科学技术和组织形态的迅猛发展，我们并不是第一批经历经济社会巨变的人。从19世纪90年代末到20世纪20年代，在这三十年间，我们见证了无数变革性的技术、产品、服务的诞生：汽车、飞机、轮船、无线电、电话、收音机、电影以及作为发电手段的交流电。这些发明带来的变化一定会让生活在彼时的人们感到困惑不已。而今天的不同之处在于，变化发生的绝对和相对速度都已经在加剧了。 我们可以通过几种方式获得早期的经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看到公共机构需要投入更多精力来研究当下不断发展的商业化进程，尽快扩充政策制定所依据的知识基础。过去的经验也强调了关注不当私人行为的重要性，同时，缺乏远见的公共政策会导致固步自封，阻碍人们享受全新商业模式、新产品和新服务带来的便利。过去的经验还表明，促进向新环境过渡的公共政策和社会保障措施尤为重要，这可以有效缓解个人和地区因迅速的商业变革而遭受的打击。最后，被忽视的社会需求往往是引起社会不满的根源，十年前的金融危机彰显了美国政府规制和市场规制的双重失灵，也直接或者间接的导致了现今很多灾难的产生。我们应当避免在新的技术革命中重复当年的错误。  

腾讯研究院： 您如何理解科技向善？  

威廉姆•科瓦契奇： 这个概念似乎是包含了这样一种认知：考虑到新信息服务技术所蕴含的强大力量，企业的经营者有责任去关注他们经营的产品和服务所带来的深远社会影响。为了更重要的社会价值，企业有责任预见并减轻社会危害。  

腾讯研究院： 您认为有哪些互联网产品和服务是「科技向善」的正面例子，又有哪些反面例子？  

威廉姆•科瓦契奇： 科技向善的一个重要例子是，实现了将互联网作为一种优化教育的手段，使得个体最大化发挥个人能力这一事情成为可能。教育的质量是个人能力成长的决定性因素，如今，许多公司都在努力铺开线上教育和其他指导项目，以求触达更广泛的受众。这一点在充分提高各国人民满足感，挖掘他们的潜能方面还大有可为。我还想补充一点，医疗保健也是一个新领域，过去无法抵达的边缘地区也能通过网络得到良好的医疗服务。第三个例子是手机银行，过去偏远的地区也能获得针对初创企业和个人理财的核心服务。  

腾讯研究院：  践行科技向善，您觉得科技公司最应该做什么？  

威廉姆•科瓦契奇： 科技公司应该有意识地去努力，经过企业内部审议以及寻求广泛的外界协商，从而贡献出非同寻常的更具创新性的产品和服务，以助力于建立更好的社会。  

腾讯研究院：  科技公司践行科技向善，您觉得最大的困难何在？  

威廉姆•科瓦契奇： 一些公司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存在于一个巨大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之中，而社会赋予的重大责任不仅仅是实现收益最大化。这些公司也没有意识到在社会进步方面的付出，恰恰是他们未来成功和盈利的必要基础。  

腾讯研究院：  关于科技对人与社会影响，您最为关切的问题是什么？  

威廉姆•科瓦契奇： 我最大的担忧是技术如此强大，发展过于迅猛，以至于压倒了大多数人以及研究机构掌握技术和做出向善选择的能力。我担心这些技术的成长速度太快了，而这又同时伴随着极为重大的影响力，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可能会在技术使用方面做出错误选择。一旦失去了对技术的控制，我们就成了技术灾难的制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