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第一次见到托尼·朱特是在十多年前。我们在伦敦一家高级酒店的大堂喝威士忌。在那样的环境里，他看起来有些格格不入：他的身边都是些穿金戴银的国际商务人士，这位来英国访学的美国教授也曾是伦敦居民，他在这个城市最简陋的区域出生、长大。

托尼·朱特，2006年，纽约

      就在我们见面的几个月前，《纽约书评》发表了朱特最著名或者更准确说，最“臭名昭著”的文章“另求他途”（Israle: The Alternative）。他在此文中宣布中东和平进程已经终结了，解决巴勒斯坦冲突的“两国方案”也随之破产。他认为是时候重新思考解决方案了，甚至应当考虑采用“一国方案”：这个国家将成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共同的世俗家园。没错，如果采用这个方案的话便意味着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的解体以及催生它（使其得以建立）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终结。但也许这个国家在当前的世界就没有存在的空间。以色列已经变成了一个“不合时宜的存在，它不仅不合时宜，而且它目前的运转也出现障碍。”

      这篇文章引起轩然大波。他不仅被那些为人们所熟知的美国犹太右翼分子用最恶毒的语言谴责，至少在一次公开场合被禁止发言，也遭到友人、支持者的谴责。他之前是《新共和》的特约编辑，但突然发现自己的名字在《新共和》的刊头消失了。朱特一度也曾是犹太复国主义青年运动中的活跃分子，他曾在1967年“六日战争”期间担任志愿者，提供希伯来语翻译服务。现在他被那些最不屈不挠的以色列支持者们宣布为“不值得重视之人”。

      他的批评者误读了这篇文章，或者至少误解了这篇文章想要表达的意思，当时的我很是为此感到震惊。我问朱特他是否会在英国的《伦敦书评》而非《纽约书评》上发表这篇文章。他顿了一下，思考了这个做法会产生的影响，最后回答说不，他不会这样做。他的这个回答让我确认了我的想法没有错。

      简单的解释是，朱特了解英美两国在整体的意见倾向上的差异。对以色列的敌意在英国（以及欧洲）已经根深蒂固：沙龙当时又一次激起了主流自由主义阵营强烈的敌视，特别是在他镇压了巴勒斯坦民众的第二次起义之后。而在美国，尤其在纽约，人们普遍接受的都是亲以色列的观念。那种强大的志满意得的情绪以及对以色列不加质疑的支持让任何真正的辩论都无法进行。在此文发表之后，一些论者致信《纽约书评》编辑部，给出或赞同或批评的意见，朱特在回应中这样写道：

      中东危机的解决之道在于华盛顿。关于这点，人们有广泛的共识。出于这个原因，而且也由于美国对巴以冲突的反应很大程度上是受美国国内的许多因素所决定，所以我的文章首先是针对美国读者而写，我希望借此来让人们去讨论这个很多年都没有人讨论的话题。

      在同一段中，朱特补充说，他“对美国犹太群体的动向感到非常担心”。在我看来，他的文章，特别是文章中表达的激烈思想，是为了将美国犹太人从他们多年来的漠然状态中惊醒。（在英国和欧洲，围绕这个话题的讨论从未终止，完全没有必要去重启对它的讨论。）从这个角度来看，朱特并非要在“另求他途”一文中去详尽地阐述“两国方案”应当如何，而是去刺激人们，迫使那些美国的以色列支持者去面对一旦“两国方案”破产会发生什么。朱特在回应文章中承认，他写“另求它途”并非是要针对应立刻付诸实施的政策提出什么建议：

      我在文章里将“一国方案”作为另一种可能的未来来写，我的本意也即是如此。它不是一个马上就可以实施的解决方案。如果“两国方案”的实施所遇到的阻碍是因为以色列的统治者不愿为实现这个目标做出必要的牺牲，那么他们又怎么会愿意牺牲以色列独特的犹太身份呢？就目前而言，如我在文章中所承认的，“两国方案”只是一个空想。

      与朱特在伦敦酒店大堂里的那次相遇让我看到了朱特性格中很重要的一面：他拒绝屈服于教条。一个意识形态宣传家会坚持认为真理就是真理，不能根据情况对其做调整。但是朱特懂得，同样的观点在不同的情况下会有不同的含义，即使是人们无比坚守的原则也必须考虑到时间或地点的变化，在一些时候，我们必须去调整我们的立场。

      不受教条拘泥这一品质贯穿了《事实改变之后》整本书：这本文集收入了朱特自1995年至2010年62岁的他因罹患渐冻症去世之前写的文章，其中许多最早发表在《纽约书评》上。这本书所涉及的领域之宽广很是惊人，朱特在志趣和知识上的不拘一格在此书中得到了很好地体现。他就以色列、法国、英国、美国、中欧、“纳粹大屠杀”、社会民主主义等其它许多题目的写作展现了他渊博的知识。他能非常深入地分析当代政治和现代史。书中收入了他写波兰知识分子的文章，也有他对布什政府时期的外交政策的严厉抨击；对欧洲福利开支问题的详致评述与对铁路的荣光的赞颂都可以在书中读到。

      这些文章的一个共同要素是智识上的实用主义。本书的书名是由朱特的儿子丹尼尔取的，它来自于经常被认为是凯恩斯说的一句话：“事实改变之后，我的想法也随之改变。您呢？”朱特经常在写作中引用这句话。

托尼·朱特一家人和他的学生

      我们从这本书的编者、朱特的遗孀珍妮弗·霍曼斯所写的温情而动人的序言中知道，这句话对于朱特就如一句咒语。她在序言的开头承诺要“将托尼这个人与他的思想分开”，但是其实这篇序言达到的效果正好相反。她笔下的朱特是一个学者（包括对他的写作方法的迷人叙述，细致到他在做笔记时会用不同颜色的笔都写到了），也是一个丈夫，这样的描述方式勾勒出了朱特曾有过的经历，让我们看到朱特的个人历史对他的思想有怎样的影响。这样的写法再恰当不过，因为这也是朱特写作中的一个主题。在整本书里，很显然的是，朱特不认为理念只存在于纯粹的抽象领域中，他认为无论是对于作为个体的个人还是作为集体存在的民族，他们所信奉的理念都源自于他们的生活。

      从这个意义上讲，她在序言中写到他们曾经就一件家务事发生的争执便不是一种个人的纵情之举，而是会让读者更好地理解朱特。他们争执的是要不要卖掉他们在普林斯顿一间不需要的房子。朱特一开始是希望把房子留住，后来霍曼斯女士做了一张表格，在表格中列出了如下事实：

通勤列车时间表，票价，需要在宾州车站停留的总时间，工作。

      他仔细地研究了表格，然后当即同意把房子卖了。没有遗憾，没有悔恨，没有指责，没有必要进一步讨论……事实改变之后，当别人提出了一个更好的、更有说服力的观点，他就会改变主意，然后继续前进。

      朱特针对以色列的评论文章需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包括2003年那篇“臭名昭著”的文章。他根据事实调整了自己的立场。几十年来，他一直是“两国方案”的倡导者，但是看到犹太定居点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地上的不断扩大这一现实，他认为以色列还没有意愿为“两国方案”的实现采取哪怕最微小的举措。因此，他尝试去“另求他途”。一个选择便是“一国方案”，但是在这个解决方案上，他也准备好随着事实的改变来调整观点。2009年他写道，“要不是我清楚地知道巴以双方会极力、不惜用武力反对 ‘一国方案’，那我也会赞成 ‘一国方案’。 ‘两国方案’可能仍然是最好的妥协，尽管以色列在种族问题上的妄想会因此继续存在下去。”（第十一章，以色列须放弃民族神话）

      好像要证明这篇写于2003年的文章具有着持久的力量，至少有一篇关于本书的评论几乎全部集中在对此文的评述上，完全没有注意朱特针对此事的补记或者收在这本书里的他后来就这个话题写的文章（译者注：指书中的第十三章，“还要做什么”）。这种做法不仅令人怀疑，也忽略了朱特作品中某种本质性的品质：他从不贩卖教条，他不会在一篇又一篇的文章里反复兜售同样的、不变的想法。他一直在边思考边表达，拷问自己以前的立场，并且根据事实的变化而修正自己的立场。这也意味着，任何一个希望通过阅读这本文集来寻找某种一成不变的方案或者一板一眼的宣言的读者会失望。

      这并不是说朱特的写作不是由一套连贯的原则所指导的。对教条的抵制对他而言几乎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这令他厌恶各种形式的极权主义。他认为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恐怖占据20世纪的中心位置，后来的一切无不笼罩在其阴影之下。汉娜·阿伦特坚持认为“邪恶问题”将会是战后欧洲精神生活的根本问题，朱特引述了此观点并对此表示赞同，在本书中他不止一次地应对、处理这个问题。

      当然，对于在英国出生、后来在美国任教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来说，坚定不移地谴责希特勒的邪恶并不危险。他的勇气表现在他敢于直面以左派的名义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他严厉谴责以斯大林主义为名造成的杀戮，拒绝原谅那些假装看不见罪恶或者为杀戮辩解的左派人士。

      例如，本书的第一章就是朱特对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评论文章。朱特在写于2003的一篇文章“埃立克·霍布斯鲍姆与共产主义浪漫史”（收入2008年出版的文集《重估价值》）中对老人的学术成就表示钦佩，却为他没有能够“正视邪恶”感到惋惜。他批评霍布斯鲍姆一直未能摆脱20世纪30年代那种二元区分方式，认为左派、共产主义、进步就等同于善的，右派、法西斯主义、反对进步等同于恶。朱特认为，如果霍布斯鲍姆能够摆脱这种简单化的划分，他会看到法西斯主义和苏联的共产主义之间存在着相似之处。

霍布斯鲍姆

      许多早年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们都经历过朱特的幻想破灭的过程，最后走到了另一极端，改头换面成为强硬的反共分子和新保守主义分子。朱特并没有这样做：他不会用一个教条去替换另一个教条。他是布什政府的严厉的反对者，对其践踏国际准则的行径提出猛烈批评。但是他提出了属于自己的自由主义主张，既不受制于反西方的左派，也不受制于支持美国优先的右派。所以他才会抨击拉姆斯菲尔德和切尼，除其他方面的批评外，朱特认为他们的行径削弱了美国作为示范的力量，威胁到美国对世界上其他自由国家的吸引力：

      这将毁灭我们半个世纪以来所理解的“西方世界”。战后北大西洋国家因利益和相互友谊形成了一个共同体，这种共同体之前从来没有过，它极其宝贵，如果这样的共同体不复存在了，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场灾难。

      我们无法想象诺姆·乔姆斯基会写出这样的话。朱特并非要主张那种乏味的中间主义——那种总是认为真理位于两个极端的中间的看法。他反对极端主义，反对简单地在强硬的左或右翼之间做出选择，他坚决地秉持此立场，并对其做出了有力地论证。对他而言，实用主义是人道的信条，妥协本身就是一种理想。另外一个选择则是绝对主义，而它只能用鲜血来保卫。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当时他已经四肢瘫痪，离不开笨重的呼吸设备，他在纽约大学发表了一场演讲，在演讲中他热烈地捍卫了社会民主主义，三十年来，这一理念一直受到撒切尔—里根模式的打压。他恳求不要继续废止战后经过许多人的艰辛努力才建立起来的福利制度和公共部门：

      我们不应该因为这些成就不够完美的而感到不安。就算我们从20世纪什么也没学到，那么我们也至少应该能够明白答案越完美，后果越可怕。 我们可以期望最好的结果便是在不理想的情况下做不完美的改进，或许这也是我们应该追求的。

      他明白，完美是杀人如麻的独裁者的目标。这种看起来不起眼的、不流血的温和改善才是人们应该追求的更好的理想。

      这点从朱特的“英雄祠”里的人物身上即能很明显地看到。霍曼斯一个个列出他们的名字，并且特意指出，他们其实不算是朱特的英雄，而更像是“一直陪伴着他的许多已经故去的人”。他们是：凯恩斯，以赛亚·伯林，雷蒙·阿隆，A.J.P.泰勒，阿尔贝·加缪——“他的办公桌上放着加缪的照片”，当然，还有乔治·奥威尔。朱特在书对其中几位大加称颂，这些为朱特所激赏的特质在书中反复出现。他赞扬泰勒能够做到“背离自己的偏见来写历史”。在追悼科拉科夫斯基的文章里，他赞美这位波兰思想家能够在拒斥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没有去断定社会主义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或者认为为改善人类的境况所做的努力没有任何意义。朱特欣赏的是那些在倒洗澡水时不忘救出水里的孩子的人，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

加缪，1944年在巴黎

      20世纪90年代中期，比尔·克林顿和托尼·布莱尔都喜欢谈论“关键中心”。这个词经常听起来没有实质内容，就像“第三条道路”一样空洞。但是，在阅读朱特的文字时，我们知道它是可以有实质内涵的。它可以指对教条的怀疑；拒绝相信因为一个方案中的部分有其优点或缺陷，那么整个方案就必须被接受或拒绝；能够具备道德上的复杂性（moral complexity），承认并且审视自己的矛盾之处。托尼·朱特让“关键中心”这个概念有了生命。 

2

      任何针对时事写作的文章选集，甚至是其中最高质量者都会面临一个相同的问题：它和当下的时代有何相关之处呢？对于朱特的书来说，简单的回答是其所具有的不可思议的预言性。第二章“欧洲幻梦”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此文写于1996年，在那之后三年，欧元在欧盟各成员国范围内正式发行，那是一个欧洲联合主义高涨的时期。朱特会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捷克语和一些西班牙语，而且是作为一位研究法国的历史学家为人所知，他没有许多主张“英格兰本土主义”的英国同胞面对欧洲大陆时的那种阴郁与忧惧。1995年他刚刚创办雷马克研究所，他希望这个研究所可以把欧洲和美国（当时他刚加入美国国籍不久）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那么多学者里，朱特最有可能对欧元的发行表示热情欢迎。

      然而，1996年的朱特对欧洲的未来抱有谨慎的现实主义态度。他写道：“移民政治”不会很快退场”，他说对了。他指出，随着欧盟的扩大，欧盟内部会迅速分化为“赢家”和“输家”，近二十年后欧盟现在的情况正是如此。他警告说，“输家”会转向民族主义。又预测对了。

      但是，人们阅读朱特并不是因为他能够预测未来。（位于利沃夫的乌克兰天主教大学现在正举行一个针对研究生的研讨会，名字就叫“托尼·朱特作品研读会”，即使乌克兰内战正酣。）我想在下文讨论使他的作品具有强大且持久影响力的另外三个原因。

      首先是他对事实的忠诚。本书有许多丰富的、常常不乏数据支持的事实，这类例子有很多。我且列举几个特别引人注意的例子，我们从书中知道，普里莫·莱维的奥斯维辛回忆录《这是不是个人》（If This Is a Man）曾经被数家出版社拒绝，最终由当地一家小出版社出版，只印刷了2500册，卖出的就更少。很多册书就存放在佛罗伦萨的仓库中，1966年被一场大洪水毁掉。战后初期的人们对“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缺乏了解的兴趣，没有别的例子能更好地说明这点了。再举一例：下次称马阿勒阿杜明（Maale Adumim）为约旦河西岸的一个定居点时，记得如下事实：这个“定居点”的面积达30平方英里以上，是曼哈顿的1.5倍大……多么不一般的 ‘定居点’”。

      读朱特的文章处处可看到他的学识之渊博：甚至他的论敌也很少能够在事实的掌握方面强于他。严谨在他手中成了制敌利器。本书收入了朱特评论诺曼·戴维斯（Norman Davies）的《欧洲史》（Europe: A History）的文章（第三章，“罪行与过失”），此文不啻一枚重型炸弹，戴维斯的这本书在朱特的猛烈批评下体无完肤。但是他所做的也只是从自己的“武器库”里挑选相关事实，只是他的“武器库”里储存的事实比戴维斯的更准确更详实。在布什时代的华盛顿，对法国的诋毁、讥讽曾一度达到最高点（因为法国在联合国的阻挠、制止、推迟美国的计划），巴黎被嘲笑为爱吃奶酪的“投降分子”的首都，国会餐厅菜单上只允许写“自由薯条”（freedom fries）（译者注：炸薯条在英文中是“french fries”，换掉“french”以示反法），朱特在文中（第十六章，我们生活的方式）洋洋洒洒给出如下事实：

      法国从头到尾参加了整个一战，法军阵亡人数是美国在其所有战争中阵亡总人数的三倍。二战中，法军自1940年5月至6月期间抵御德军进攻，六周内死124,000人，伤20万人，这比美国在韩战和越战中的死伤人数加起来还要多。然而，直到1941年12月希特勒向美国宣战，在此之前美国一直与纳粹德国保持着正常的外交关系。而此时，在欧洲战场东线，德军特别行动队（德语：Einsatzgruppen）对犹太人的屠杀已经持续了六个月；在法国被占领地区人们组织了抵抗运动。

      这不仅显示了朱特丰富的知识储备，虽然他的确是渊博的，我们从这样的写作看到的是一种对证据的信仰，一种虔诚的经验主义，无论事实导向何处，都受事实约束——即使这意味着丢掉自己的偏见，放弃自己最深情拥抱的信念。他期待霍布斯鲍姆能够这样对待自己的共产主义信念，像他对自己曾经热情拥抱的犹太复国主义那般。事实上，它本身便近乎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信念：我们可以通过认真、诚实的调查开掘出真相。这部分解释了朱特为何如此看重“真诚之心”这个概念。

      第二个原因就显而易见了。虽然朱特写文章评论当代政治，创作的是所谓“深度”新闻评论，他还是带着一个历史学家的责任感在写这些文章。这当然会丰富他对当下的观察，但除此以外，我们看到，他也是过去的捍卫者，坚持认为人们应当从过去吸取教训，而且要将值得保留的事物延续下去。他的有关社会民主主义的文章以及另外几篇在20世纪结束之际回顾这一百年的文章背后也是这种感情。朱特看到，他的同代人匆匆奔向未来，抛弃了前人精心建造、值得拯救的东西。

      结果是，在书中好几处地方，这位左翼人士令人意想不到地表达了保守主义的主张。他呼唤“让火车回归”（第22章），还谈到“创新的破坏”（第23章）。在生命的最后时光，朱特写下了这样的话：“直接地说，左派需要保守住一些东西。”这样的表达也许让他自己和其他人一样惊讶。

      朱特对记忆的重视让我们得以更接近他作品所具有的恒久价值的核心。他虽然能讨论历史或地缘政治所具有的宏大、影响范围广阔的力量，但他从未忽视生活经验在塑造人们的思想、态度和渴望所发挥的中心作用。这些东西不是“‘既成事实’，而是 ‘内在事实’，这些事实就在那里，就像他头脑中的一个事物”，霍曼斯写道。这些“内在事实”可能会在我们看不到或者无法对它们全面了解的情况下影响我们。

      他将这样的逻辑用于他研究的对象，比如，霍布斯鲍姆之所以拒绝彻底否定斯大林主义，乃是因为霍布斯鲍姆不愿背叛“少年时期的自我”：少年霍布斯鲍姆目睹了共产党员在战前的柏林街头对抗纳粹冲锋队的场景。他也用这样的逻辑来思考一些民族的行为，所以即使在谴责以色列人对自己作为占领者的不自知，他也可以看到，因为犹太人过往的经历，“他们自己眼中的以色列仍然是一个由受害者组成的小群体，在巨大的困难面前十分克制与不情愿地防御着自己”。他也这样去看自己，去理解他自己的生活经历——从他童年时代在英国遭遇的反犹主义，到获得多重身份，成为一个生活在曼哈顿的犹太裔英国历史学家——会怎样影响他对世界的看法。这样做的结果是，他的笔下处处透着一种理解之同情，而那些对自己的意识形态确定无疑的人们是不会有这样的耐心的。

      然而，这种同情不应该被误认为是道德相对主义，不是说种种不良行为因为由这种或那种经历所造成，于是便都可以被理解、被纵容。朱特的作品中有一种激烈的道德观念，一种清晰的是非观念，这种是非观念可以追溯到作为道德试金石的纳粹大屠杀。霍曼斯认为犹太人的身份也许是朱特“内部事实”中最重要的部分。她写道，他父亲的表妹、名叫托妮（Toni）女孩殒命于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悲剧——

      成了他的脑海中的某种黑洞，沉重，就像邪恶或魔鬼，不可被理解，历史上的这一刻和他犹太人身份的这一面都在这个黑洞之中。这种感觉并不分明，很感性，但在我看来很清楚的是，托妮的悲剧成为了他生活的一份责任，从某种程度上托尼的“真诚之心”也与之联系在一起。

      朱特的作品中的确有一个道德核心，它也许是朱特对人性之恶的了解的产物，这也是让他的作品具有恒久价值的第三个因素。但是，朱特同时也有对更好的事物的希望以及对我们前进路途中的障碍的理解。朱特这样写加缪：“加缪是一个道德主义者，他在对善恶的区分上毫不犹豫，但他不去谴责人性的弱点。”这句话作为朱特自己的墓志铭也很恰当，他的充满智慧、人道主义和勇气的学识被很好地记录在了这本书中。

      文|乔纳森·弗里兰德（Jonathan Freedland），英国记者，《卫报》专栏作家，曾任《卫报》评论版执行主编。曾于2014年获得奥威尔奖（新闻特别奖）。

      编译|陶小路  《东方历史评论》主编

      本文选自《纽约书评》2015年5月21日刊，《东方历史评论》受权译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