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乌托邦——来自德国的思考

每个社会都有它的历史，历史给我们的生活浮雕刻下了深深的痕迹，也和我们的生活享有共鸣空间。历史，我们只有知道它是什么、如何形成的，才会正确认识它。人类是生活在三个时空中的居民：过去、现在和将来。往事永远不会消失，因为它从未成为过去，只要它现在还存留在人类大脑里，它就永远不会消失。未来本身也从来就不是一个许诺，它始终存在于现在的视野中，抚慰现在的忧虑。

人类生活的困境和紧迫并不遵循“问题——解决方案”这一循环模式。我们生活中几乎所有重要的和有价值的部分，既不是问题也不是解决方案。我们的矛盾和特点、我们未经加工的经验、我们眼花缭乱的记忆、我们悲怆的激情、我们的成功和失败，这些都不会由于找到了解决方案而消失。未来，如果没有被辛酸的、历经磨难的、值得珍惜的往事洗礼，是不会来临的。人们喜欢自身的本性，常常超出自己的认知。人们重视经验，因为这正是自己的人生积累。

人们希望从动荡中直接获益，很少重视或者难得重视一次具有破坏性的震动，这并不奇怪。一般来说，人们更喜欢在时间和空间中感受传统的、符合习惯的和可持续的坚实土地。当前社会各方面都在飞速发展，科技突飞猛进，昨天还是正确的东西今日可能就会被否定。这制造了一种社会恐慌，并非简单的、非理性的恐慌。很多人的恐慌可能只是感性的，但绝对是理智的。从人的进化初期开始，各种疑虑恐惧就确保了人类的生存。头上一片瓦，足下一方地，拥有可解读和可理解的生命历程，这些在生物学以及心理学上都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有这么一种经济模式，消除了地球上所有空间的界限，急速地连根铲除各种文化差异，以新生代替传统，把扁平的社会分化为贫富两级，到处唤醒人的需求和奢望。在这种经济模式中，心灵家园不再重要了。我们的时间感觉也在发生类似的变化。我们的经济模式把这种加速改变视为信仰，它以生存为代价推动发展，不停地威胁人们的过去和历史。悠久的传统已然风光不再，因为它过时了。

人们在20世纪的时间和空间坐标如今已经消失。那时候的共同经验和人类的共性正在被迅速地抛弃、忘却。数字化的鼓吹者们，正如我们迄今为止所认识的，不关心人们所追求是否完美又正确，也不关心这些是否与人们的价值观相符。他们关注的是，人们是否能及时地赶上发展以便不错过末班车。就这样，道德问题变成了时间问题。未来社会不是通过判断、评价和表决来决定，而是以“事实强制”决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高速发展弱化了道德观念：数字化第一，思想第二。

如果一个人认为过去和现在不是可持续的，至少不是连续的，那么他就不会对当下产生的大量疑虑而感到惊讶。2018年的德国还没体验到2040年反乌托邦的那种无以言状的生活。如果2018年的经济论坛观众席上坐着身经百战的老灰狼不想听技术大师职业乐观主义的吹嘘，你会责怪他们吗？如果退回到过去美好时光——经理人还会说德语；东西质量不错，还能证明是可靠的，你还抱怨吗？父母和孩子们在一起看糟糕的电视节目，在餐桌上还有语言交流；那时的男人还是男人……你还责怪那时的生活吗？人们开始觉得，技术专家从来没有真正理解人类，金融投机家不重视人类，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未来托付给他们呢？

人们感觉到了，但是很少能找到合适的词语表达。持怀疑态度的人谨小慎微，不敢大声批评，他知道没有人关心他对社会的不适和不满。他也不想让自已被当作废铁打上老顽固的标记。是啊，人总是害怕动荡。19世纪初，机器的发展没有让人意识到时代风暴即将来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还大谈特谈未来社会的马车。工业革命过后，（几乎）所有人都更自由、更健康、更富有了。如果进步对个体来说过于强大，那只能说明个体太软弱了。“渔夫朋友”[1]的逻辑会让每个灵魂流离失所的未来怀疑论者在经济中获得慰藉并保持沉默。

未来怀疑论者独自默默担忧，昔日正确的和有意义的现已不再。职业要求他与时共进，但是他看不清前景也无法预测未来。他对未来的感觉——昨天的知识和技能在数字化时代不再有价值了——成为他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他还能给孩子们传授什么呢？他的生活智慧和思维习惯他的技术知识和礼仪习俗如同古董家具一样过时了。祖父母一辈子所守护的，现在正以十年一变的节奏发生变化。还有谁会需要他的书籍？他的孩子们甚至连一个书架都没有，他更有可能永远无法对孩子们说：“你们要像我一样做事！”

是的，人类的思维、感觉和兴趣看起来不再被人们关注了。对于18世纪的爱尔兰作家和政治家、深于世故的保守主义者埃德蒙·伯克［2] 而言，那些却是唯一权威的坚固砥柱。决定社会凝聚、繁荣和发展的不是法律，不是有签名落款的文件，而是“这个社会的共性、相似性和彼此的同情心”。“风俗习惯和生活习惯”“是来自内心深处的责任感”, 给社会提供了凝固剂。显而易见，数字企业很少用心关注确立原则、建立礼仪和习俗的权威。数字革命不仅仅是对就业市场和共同生活的一次冲击，也是对大众美学的一次冲击。时尚和语言用同一标准规范、德语成为英德混杂语，就连艺术创作也被规范了、被围栏圈进了大办公室和未来实验室。我们看不到格调、高雅和风格，也看不到地区特色和新的传统文化。数字文明所到之处，没有任何一家数字企业主动适应本土文化。相反，数字企业的连帽衫和运动鞋的“同一文明”极具侵袭性。无论是德国人、马赛人、吉尔吉斯斯坦人还是IS伊斯兰恐怖分子，都使用智能手机。这对伯克所言的“风俗习惯和生活习惯”来说，远不够起到社会凝固剂的作用，手机尚不足以促成价值观共同体的形成。

这个世界应该摆脱这种状况，变得更加美好。数字企业忽视人类生活和共同生存的复杂深奥的特点，大大地高估了人类变革的潜力和变革的必要性。他们制造不安、嫉妒和仇恨，铲除传统文化，无意创造人类和平。统治应该基于同意和认可，而不是依赖被狂热神化的理想——无论是道德的、绝对正义和完全平等的，还是被贱卖的救赎幻想的技术。使用谷歌引擎搜索，或在脸书、Instagram和WhatsApp上发布信息，只意味着用户只是有意识地同意其中一项服务条款，而非同意深奥莫测的数字企业大佬对全球统治的要求。

目前在西方国家所发生的并没有基于同意和认可，这是很多人的感觉——尽管那里有自由选举的权利。关于全球一体化或者同一文明的问题，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举行过公民投票，但问题导致的后果现在已成为舆论主题。特别是人的流动性，只要有可能，便始终追随资本流动。

在今天的欧洲，人们都在讨论全球一体化，特别是全球一体化带来的后果。被风暴吹来的形形色色的年轻人，拎着塑料袋、头裹围巾、身着人造革外套，带着他们不堪的人生简历和没有实现的梦想涌来。他们的出现不是什么事情的起因，而是经济学家造成的后果，是生活机会不平等和资源不均造成的结果。德国跟欧洲其他国家或者美国没有什么不同，很多人都梦想有一个封闭的船舱，不必跟别人分享自己舒适的矩阵。可是，船舱不会只有阳光面而没有阴暗面；不会是数字极乐园；不会是年迈的、接受美容手术的用户和消费者的文化和文物保护绿洲；也不会是一个被自然保护储藏起来的、由气候变化带来很多新鲜花卉的、给富人专享的疗养地。

人们怀念美好的昨天、怀念幸福的过去，这是德国当前普遍存在的现象。很多德国人憧憬回归乌托邦的社会，抵制可能会出现的数字化反乌托邦。与算法相比，大街小巷上的难民更显眼、更吵闹，对许多人来说也更令人惶恐不安。与反乌托邦不同，回归乌托邦无法表现自己。出于恐惧、不安、苛求、攻击和仇恨，在德国集市上和啤酒馆里的德国人高声疾呼“德国！德国！”。但是，德国到底是什么？德国人究竟想回到哪个德国？意大利比萨店、日本寿司店和土耳其烤肉店难道不属于德国吗？智能手机是德国原产的吗？互联网冲浪是传统德国的吗？德国曾经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今天德国还是商店很早关门、人们自觉去教堂、教堂里总是坐着大学生的国家吗。还是大街小巷遍布出售德国传统小煎肠和吉卜赛炸猪排饭馆的国家吗。还是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流行歌坛被持“容忍居留证”的外国人统治（如瑞士歌手维寇·托日亚尼、意大利歌手卡特琳娜·瓦兰特），之后又被外国移民歌手（如罗伯特·布朗寇、维琪·黎安托、迪米斯·卢索斯以及巴塔·伊利斯等）引领潮流的国家吗？今天还有什么是原汁原味德国的。是高速公路上的蓝色指示牌，还是哥特体印刷花体字，还是腌酸菜？德国新政治运动团体，德国选项党(AfD) [3]在集市广场上鼓吹德国悠久的历史，尽管有些黑暗记忆不堪回首，这也是事实。但是，如果这个历史在21世纪走向终结，则不能简单地归结于难民潮。由于商品和服务产业的全球一体化，德国正在急速废除自己。德国人平均每天在无形的“地球村”里消磨的时间，远远多于在那个有风有雨有足球的有形世界。他们庆祝圣诞节，在没有灵魂的全球连锁店里购买节日礼物，无论是在迪斯尼乐园的连锁店还是在互联网上的电子商城，都是一样的。

相反，极右翼鼓吹的德国不过就是一个啤酒梦幻乐园，是一个不可想象的美妙国度，因而现实也就不存在。事实上，我们早己生活在一个普世文化中，在这里，无论是叙利亚人还是德国人使用的数字玩具可能是美国发明的、在韩国市场营销的、中国组装的，装饰原材料是刚果开采出来的，这些并不重要。

不管怎么说，德国人要么是受到了世界文化的青眯，要么至少是把世界文化当作经济自然法则接受了。人们对德国的想象——一个单一的民族、一片安全的国土， 一个封闭的经济空间——可以追溯到19世纪。在21世纪的扁平世界里，市场经济把一切夷为平地。金钱不认识国家，也不辨识语言。这不是政治的缺失，而是世界历史的进程，受到蒸汽机和发电机的经济利益驱动。如果德国选项党出任总理，恐怕没有什么比德国更德国化了。德国人又像以前那样早婚生子，辛勤营造一个小小的田园生活，但这些都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改变或进步。德国的田园生活作为灵魂避难所还将在很长时间内履行它的庇护职责，但是，这只是在无所不能的互联网世界里的一种感觉，而绝不是可以支撑身份认同的依据。

如今要描述全球经济矩阵，首先想到的不是步履蹒跚的快餐连锁企业，而是无所不能的数字工业，这在美国政治学家本杰明·巴布尔的时代还不可能预料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同一文明”相比互联网世界描绘得更加清晰，它是一部齿轮机器，塑造、改变我们的世界，让不同部落的文化斗士成为跑龙套的临时演员。他们轮番上阵，是我们这个时代血腥的、喧嚣的甚至变形的社会现象，然而他们终将无法阻挡世界历史的进程。在当前，赢得胜利的是那些相信市场无形巨手的人，而不是相信其他无形的力量（比如上帝、荣耀、家园）的人。

保守的民族主义渴望故乡、崇尚传统价值、恪守宗教义务、强调文化认同和权威信仰，他们不信任外国人，相信在四面楚歌的恶劣环境中自己是勇敢正直的，感觉受到了凶猛主流的冲击，认为自己没有受到社会重视、没有被正确理解。他们给我们这个时代的保守派描画出一幅怀念过去快乐时光的景象。因为，以前可能一切都很美好如果不是以前的以前曾经更美好的话。

这里要讨论的并不是保守主义的不断回归，而是必须严肃对待我们这个时代保守主义的防御性反弹。因为，对很多人来说，有重要意义的、守护他们心灵的价值观实际上正处于危险境地。被嘲笑和被讽刺的只有保守主义者那些愚蠢的过激行为，比如，欧洲爱国者抵制西方伊斯兰化运动，[4]这个运动的名称本身就很可笑。欧洲爱国者指哪些人，是指以欧洲为其祖国的人，还是指保卫其祖国在欧洲的人？爱国欧洲人和欧洲爱国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这只不过是一出喧嚣的闹剧。

一个严峻的问题在于，保守主义看来无论怎样乔装打扮都不再适应我们的时代了。在全球化的世界还应该有什么必须留守在家园里？从德国南方的施瓦本山脉到北方的德累斯顿，人们吃跟芝加哥一样的汉堡包，听一样的流行音乐， 穿一样的时尚服装。什么是“对内”，什么是“对外”，在开姆尼茨不会有什么区别。去教堂参加礼拜的教徒人数正不可逆转地锐减，我们浪漫爱情的模式和我们婚姻的算法取决于美国前一天晚的电视连续剧，我们未来的就业岗位由硅谷的资本决定。数据云和谷歌承诺给我们的美丽新世界，将从霍耶斯韦达小城上空飘过，正如飘过开普敦和河内一样。只要用数据付款，每个人都有权在通用设计中获得一块个人的、感觉舒适的矩阵。那里不再有位置留给没有货币价值的价值观了。

我们的社会仍然需要有价值观，对此大家都没有什么异议。宽容就是一个很好的价值观，但它是不完全的；多元化是值得追求的， 但也并非总是如此；自由是美好的，但必须同时有社会保障；外国文化富有刺激性和丰富多彩，但也会带来些许的不安全感。担心价值观丢失是社会舆论中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化中令人不舒服的高声喧哗吵闹，正如德国选项党所声称的，归根结底，它只能是一场大地震的预兆，它将引发一系列强烈的动荡。

保守主义和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彼此不合。在18世纪工业化初期的英国，保守的托利党反对自由的辉格党所主张的自由市场、自由贸易，这些并非没有理由。资本主义将所有的传统价值观和情感价值观夷为平地，只以理性价值衡量一切，即金钱万能。哪里有效率思维，哪里就有繁荣昌盛，同时那里的传统也随之销声匿迹。当今世界几十亿的人口已经使地球接近饱和。19世纪，欧洲尚有几百万人忍饥挨饿，为消除饥饿，我们以越来越快的速度丢失传统，万不得已时，还把传统当作商业化的小香肠储存起来。在资本主义横扫过的每个地方，无论是在伦敦的金融市场，还是在纽约、东京和新加坡，它嘲讽每一种秩序、蔑视节俭、拒绝承担任何责任。

无政府主义的表达形式在资产阶级的外套下，长久以来掩盖了保守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是糟糕的共存这一事实。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CDU) 的前身天主教中央党，曾经是跟自由主义势不两立的保守势力。1947年德国基民盟曾在《阿伦纲领》非常明确地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并不符合德国人民国家和社会的切身利益……社会和经济新纲领的内容和目标不能还是资本主义的盈利追逐和权力角逐，而只能是我们社会大众的福利。”

社会市场经济的成功似乎可以驳倒保守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尽管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学家、社会市场经济的精神导师威廉·洛普克早在1958年德国经济奇迹高峰时就已经对其悲惨结局发出了警告。他怀疑，联邦德国社会终归会有一天，其供需关系的彼岸可能不会再有价值观了，只有肮脏的成本—利润—预算。

令今天的德国基民盟进退维谷的是，迄今为止一直隐藏很好的这条裂痕，现在依然还存在。今天，在保守派的意识深处，强烈感觉到这条裂缝。他们理性赞同当代全球资本主义，但是又感觉跟保守主义思想存在深刻的矛盾。只要不考虑怎样将保守派珍惜的传统价值观在数字化的经济中确立并保存下去，那么这种不适感在政治上就没有什么创造力，仅凭保守派的感觉在酒馆和集市上抗议起不到任何作用。人们没有一个现实的替代方案可供选择。

更令人困惑的是，对于自诩为保守主义的多数人来说，他们感觉自己的立场是中间偏右－这可能很重要，实际上他们的保守主义思想早就失去了区别于“右派”的身份特征。努力维护自身所有权的工会、笼统谴责世界经济进程的左派，以及绿党原教旨环保主义者的少数残余，都是挣脱了束缚的自由主义的强力反对者，也都是坚定的保守派。如果保守主义不能把视野放在未来为大众描绘一个现实的愿景，那么就会随着时代更迭而渐渐消逝。我们的孩子学会了选择新的家园代替信仰、忠诚、传统和环境的原生家园，这体现在他们选择的世界观中，选择的多变的伙伴关系中，以及超越所有界限的持久友谊中。显然，他们对安全保障的需求没有减少，但是这个需求会寻找一条更灵活便捷的道路。

上述这些都要以强大的随机应变能力和丰富的生活智慧为前提，才能使自已获得成功，使自己不胆怯。我们的孩子们在应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中，还将面临一个全新的老问题：我们将怎样生活？谁保护我们的心灵家园不被拍卖？问题的答案必须是敢于面向未来的。因为，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厢情愿的倒退，只有向前的运动。在这里，我们借用亚里士多德的话友好地忠告固执的保守派：“每个人都会发怒，这很容易。但是，以恰当的程度、在合适的时间、为正确的目的、以合适的方式、对正确的人发怒，做到这些并不容易。”

所以，我们的社会需要一个明确的发展目标、一幅建设性的宏图，帮助我们认识行动的必要性。只有具体的方案才能帮助政治制定行动议程，包括经济、教育和劳动市场政策，指明政治应该挑战什么，推动促进什么。当银行和保险公司、汽车工业以及零件供货商大量裁员的时候，我们的民主会怎样应对呢？如果电子资料信息交换程序(E-Discovery-Programm) 取代了司法人员，法院的文书只是被当作系统监管员，那么民主又该怎样面对呢？看来各个党派还在震惊中，还不清楚数字化使世界变得更好或者更糟完全取决于他们的行动。如果他们想不出什么更美好的许诺，他们就是在披着沉默的外套遮掩我们时代的主题，在地球出现裂缝时，他们还在继续搭建纸牌屋。所以，让我们尝试把未来建造在更坚实的地基上吧！

为了建造我们的未来，我把以前积累的想法和设想，像挑选马赛克石片一样反复捉摸、重新打磨和装拼。我的愿望不过是最终描绘出一幅设计图。封闭式乌托邦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描绘理想的世外桃源有悖于我们关于世界进程的批判性认知。数字革命大规模的社会问题注意不到简单细小的解决问题的模式。我们要把希望寄托于更美好的未来，这个美好未来源自于人们对现状的批判和对不乐观发展的辩证认识，在辩证法的字里行间才能形成人类未来的宏图。由此可以想象，我们时代的剧烈动荡不一定会导致悲惨痛苦的结局。相反，动荡孕育着机遇，创造一个人类宜居的未来。

(本文经授权节选自《我们的未来》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