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城市化与传染病

这也可以解释全球各地的城市为什么都在增长。1960年，全世界有10亿人住在城市里。今天，这个数字接近40亿，也就是全世界有一多半人口是城市人口。特尔蒂乌斯·钱德勒的城市人口数据显示，1800年，只有一个城市的人口超过100万，就是北京。到1900年，这样的城市有16个。1950年，联合国列出了77个这样的城市，其中位于当时可以被视为发展中国家的远远不到一半。到2015年，联合国指出，有501个城市的人口超过100万，其中绝大部分位于发展中国家。

一直以来，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将经济活动集中在城市，让商品从生产者运到消费者手中可以更容易。有很多人在同一个地方生活，也让工人可以更加专业化。经济学家爱德华·格莱泽就拿黄页举了个例子：如果你想找一家专门修领带的店，肯定是在一个大都市更有希望找到；或者，如果你想找一个专门治疗罕见病的医生，那就得去一个病人可能足够多的地方看看。

城市地区同时也是技术进步的中心，因为在这里，创业者和发明家可以互相切磋，取长补短。在美国，96%的产品创新发生在大都市，其中将近一半集中在纽约、洛杉矶、波士顿和旧金山这几个城市。聚集起来确实有其优势，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生活在雇用人数超过50万的城市附近的工人，比大都市生活圈以外的工人多挣三分之一。

并非只有美国如此。世界上生活在城市地区的那一半人口创造了全球80%以上的产出，有600座城市集中了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而这些城市的产出占全球产出的60%以上。城市生活对环境来说也更加健康，因为城市里一般来讲更少出门旅行，住房面积也更小。此外，城市居民跟农村居民在思想观念上也大有不同，他们相对来讲更自由化、国际化，更喜欢做生意和迁移，支持性别平等和同性恋权利，保护环境，对宗教信仰问题也更开放。城市代表进步，也确实是进步发生的地方。

在城市中，人们越是紧密，就会催生越多专业化和创新，全球互相联通，也让国家之间得以实现专业化和创新。

想了解卫生革命和医疗革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全球交流互动所面临的风险的话，可以看看现在身在海外的美国人都有哪些死因：像是心脏病这样的心血管问题占总死亡人数的49%，受伤也要占25%，而除了肺炎以外的传染性疾病仅占1%。当然，大部分美国人出远门去的，都是那些对美国人来说传染病风险一直很低的地方，但就算是去有很多病原体的地方，也比以前安全多了。有项研究关注的是美国和平队志愿者的185例死亡案例，他们去的都是世界上卫生状况最差的国家，而在这些人中间，因意外伤害和自杀而死的比死于传染病的要多得多，占到了80%以上。

去马拉维帮当地人修路的中国工程师，以及飞去老挝签署商业协议的巴西高管，也都是同样的情形。虽然从霍乱到新冠肺炎这些疫情表明，旅行仍然会传播疾病，但每个单独的旅行者面临的被新一轮疫情波及，或成为新疫情传播源的风险，都非常小。现代医学，再加上卫生条件改善，让跨国旅行变得几乎跟待在家里一样安全——跟200年前比起来，这个变化不可谓不大。

全球化背后，一直有这样一股巨大的力量。我们已经看到，感染风险很高的环境会滋生封闭的社交网络，人们也难以对陌生人产生信任。类似地，感染风险降低也会让人们更加开放，例如心理学家黄韵如发现，跟没接种过疫苗的被试相比，接种过疫苗的被试在想到疾病威胁时，对移民群体表现出偏见的可能性更小。不足为奇的是，如果人们基本上不用担心会生病，他们会更愿意出门和做生意，对陌生人会更欢迎，也会更愿意尝试新鲜事物。

我们来看看美国的数据。1820年，从美国出发远洋航行到国外旅行的人，大约有2100人，也就是美国总人口的万分之二。到1960年，这样的人再加上长途航班，总人数仍然略低于美国总人口的1%。2000年前后，美国年度国际旅行总人数占到了美国人口的9%，这些人进行了将近2500万次国际旅行。就全世界来看，近年来，每年都有12 亿人出国旅游。（当然，悲剧得很，2020 年是个例外。）

交通技术的进步让旅行变得便宜多了，但这种水平的人员流动，也只有在对外国人的恐惧和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本能反应都在减退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每年有两周假期的游客，如果需要三倍于此的隔离期才能出远门，多半就会裹足不前，想去参加国际会议的商务旅行者和科学家也同样如此。这还没提到人们因为旅行可能会让他们丧命而闭门不出。此外，在一个传染病不成其为隔离理由的世界里，永久移民会更容易一些。这对富裕国家的医疗服务来说尤其是好事儿：美国的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几乎有三分之一是在美国以外出生的，还有四分之一的医护助理、五分之一的实验室技术人员和一半的医学科学家也是如此。

旅行更安全，人们寻找机会、做交易、做买卖也会更容易——就算是在视频会议的时代也是如此。比如，想想在70个国家经营2.4万余家星巴克门店，或是管理全球6万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需要做些什么。

贸易也是同样的情况：没有水手、飞行员、营销和销售人员等的全球流动，就不会有贸易。1820年，英国出口的商品价值为人均53美元。到2003年，这个数字达到了5342美元—整整增长了100倍。美国这两个年份相应的数字分别是25美元和2762美元，增长率甚至比英国还要快。在美国，工作岗位直接依赖于出口的工人有将近1000万人。在美国人购买的所有商品中，约有六分之一来自海外。美国是世界上全球一体化程度最低的国家之一。

贸易让世界各国都能更加专业化，医疗用品的供应就是这种情况。例如，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个人防护装备进口国，这个国家进口的呼吸器、手套和护目镜，远远超过出口的数量。但是，美国出口的洗手液和口罩比进口的要多。而很多成品，比如呼吸器或呼吸机，则是由在很多个国家生产的配件组装生产的。是贸易，让美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能够以比每个国家都自己生产要低得多的成本得到重要的医疗设备。之所以说2020年一开始针对医疗设备的贸易限制对所有国家来说都大错特错，也是这个原因。

贸易同样也让各个国家都能进口自己国内根本无法生产的东西。即使美国曾经是个能够自给自足的国家，现在也早已经不是了。例如，美国消耗的钴，就大部分是进口的。就算是大型经济体，有些年份可能也会无法生产出足够的粮食，于是需要进口：过去100 年间，饥荒在全球各地都在减少，贸易功不可没。

小一些的国家一般没那么大的市场规模，也缺乏生产能力，无法让大量商品都实现国产。以制药业为例：2004年，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只有27个国家有能力生产创新药，其中10个国家的制药行业很先进，在进行重要的药品研发工作。还有13个国家能够生产活性成分和成药。剩下的126个国家要么完全没有制药业，要么生产的药完全依赖于进口的成分药。30如果没有医药产品的国际贸易，这些国家就得不到任何疫苗和抗生素，而只能处于19世纪的卫生水平。尽管全球化在过去推动了疾病的传播，但今天，它已经成为全球福祉的真正核心。

感染风险降低促进了全球联通，而全球联为一体也加快了创新。我们来看看2015年在开发针对埃博拉病毒的疫苗时展开的全球合作：美国参与这项研究的机构有耶鲁大学、陆军医学研究所、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但是，德国马尔堡病毒学研究所、德国疫苗生产商IDT生物技术公司、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和世界卫生组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还有9个不同的国家参与了临床试验，以确定疫苗是否有效。

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迈克尔·克雷默和保罗·罗默均指出，长期来看，紧密关联的人群规模与技术发展的速度之间有直接关系。较小、较孤立的社会会经历技术停滞，而人口众多、协调一致的地方则会催生快速创新。技术进步是全球生活质量在过去200年得以大幅提高的重要原因，而在技术进步的背景下，传染病发病率下降也是人口得以增长、人类空前紧密的重要推动力。马尔萨斯担心人口增加会让人们更加贫困，但就全球范围来看，事实证明，他根本是在杞人忧天。

同时，尽管马尔萨斯担心健康状况改善的结果只能是让更多人生活在痛苦中，但感染率的下降却对出生率产生了积极影响，那就是出生率的降低。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经济学家路易斯·安赫尔研究了过去数十年世界各地的死亡率和生育率数据，发现了如下规律：随着儿童死亡率下降，女性生育孩子的数量也在下降，不过其间有大概10年的滞后。因为有这10年滞后，也因为儿童死亡人数减少，死亡率下降的短期影响是人口增长。这也是为什么直到1950年这个星球上都还只有25亿人口，而现在四海之内已经有了70亿人。但从长期来看，这个趋势会发生逆转：随着年龄较大的孩子和成年人的健康状况继续改善，生育率进一步下降，人口增长速度会放缓，甚至出现逆转。

以中东为例：1960年，这个地区有大概四分之一的孩子活不到5岁，而这里的妇女一生中平均要生育7次。1980年，儿童死亡率已经下降一半，但生育率大体上没什么变化。但是到2000年，生育率迅速下降，到了每个妇女生育3个孩子的水平。这些变化带来的一个结果是，中东女性会有孩子在5岁前夭折的可能性，已经从遍地都是变成了偶然可见：1960年，大约85%的妇女有过痛失爱子的经历，而今天这样的人只占10%。

联合国的数据表明，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新千年的头10年， 在拉丁美洲和亚洲，妇女生育孩子的平均数量从5.8个降到了2.3个。非洲没有跟上这个步伐，但尽管如此，那里妇女生育孩子的平均数量在这期间也从6.6个降到了4.9个。

生育率和幼儿死亡率双双下降，都会推动人口老龄化。1980年， 全球平均年龄是23岁。到2050年，这个数字将达到38岁。哈佛大学经济与人口学教授戴维·布鲁姆在其著作中指出，在人口结构发生这些变化的过程中，可能存在“人口红利”。出生率下降后，处于劳动年龄的人口比例就会上升（因为学龄儿童减少了），但是到最后，这个比例还是会转而下降（因为退休人员增多了）。在这个中间阶段，工人更多，靠他们养家糊口的家属更少，就会出现更高的投资率和增长率。

但是，只有所有这些年轻人都有活干，能够把他们的生产力发挥出来时，人口红利才会实现。20世纪最后几十年，这些年轻人涌进东亚的工厂，制造玩具、服装和电子产品，标上“泰国制造”“中国制造”等字样，再出口到欧洲和美国。布鲁姆指出，在东亚地区奇迹般的增长率中，可能有高达三分之一要用这群年轻人的生产力得到了充分利用来解释，这也推动了韩国等国家迈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还让中国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